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中國科學院作為我國最大的國立科研機構，是我國科技事業的重要奠基者、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開拓者和探索者、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先行者、新時代科技強國建設的引領者。自1949年11月1日成立以來，中國科學院就在我國科技發展中發揮著火車頭作用，改革開放后，也一直走在科技體制改革的最前列，如率先成立開放實驗室、設立面向全國的科學基金、探索一院兩種運行制度、建成首個國家大科學裝置、實施知識創新工程、開展研究所分類改革等。長期在科技改革發展中發揮引領作用，使得中國科學院率先敏銳意識到近年來時租會議科技發展的邏輯轉型、范式轉變和環境突變，也強烈感受到國家對高質量科技供給的緊迫需求和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應有的使命擔當，更深刻認識到了自身存在的機構老化、方向固化、隊伍僵化等慣性問題，從而集聚形成了強大的改革壓力和變革動力。近年來，中國科學院根據新形勢、新變化，積極拓展新理念、探索新方向、實踐新范式，啟動了一場審慎又堅決、局部又系統、一體又多元的改革探索。
明確愿景目標，構建結構性張力和改革框架
確立愿景目標，塑造與現狀之間的結構性張力
2014年7月，中國科學院啟動實施“率先行動”計劃，確立了“率先實現科學技術跨越發展，率先建成國家創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國家高水平科技智庫，率先建設國際一流科研機構”的“四個率先”目標。2019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給中國科學院建院70周年賀信中提出要“加快打造原始創新策源地，加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努力搶占科技制高點”。根據這一要求，中國科學院黨組在“四個率先”目標基礎上，將國家的科技強國建設逐漸具化為更凝練、更聚焦的“搶占科技制高點”愿景目標，并進一步將其確立為中國科學院新時期各項工作的總目標和總指針。
同時，還根據“搶占科技制高點”這一愿景目標，深入分析中國科學院的現狀問題，提出了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能力不夠強，科研組織各自為戰、缺乏協同，建制化、體系化優勢發揮不足等主要矛盾，明確了中國科學院發展現狀與“搶占科技制高點”愿景目標之間的差距，初步構建了愿景與現狀之間的張力結構。2020年以來，為進一步強化這一張力結構、形成彌合差距的強大動力，中國科學院黨組通過全方位、多層次、持續性的宣貫解讀和調研座談，引領全院科研人員深入討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使命定位和搶占科技制高點的目標、路徑、任務、機制。確立了強基礎、抓攻關、聚人才、促改革的工作主線，要求把研究所的發展定位和科研布局真正建立在搶占科技制高點的國家重大需求上，把研究所的人才隊伍和各種資源整合集聚到“搶占科技制高點”這一核心愿景目標上來。號召全院科研人員弘揚老一輩科學家開疆拓土的奉獻精神，傳承國家科學院、人民科學家的文化基因，全面提升“國家隊”的向心力、組織力和凝聚力，形成了不惜一切代價搶占科技制高點的創新動力和精神風貌。
構建自帶動力引擎的結構型改革框架
在構建愿景與現狀之間結構性張力的基礎上，中國科學院也在更加審慎地探索新時期改革的切入點和具體路徑。2020年，恰逢科學技術部開始醞釀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重組，中國科學院黨組敏銳意識到重點實驗室體系重組既是國家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重大舉措，也是中國科學院自身創新發展的內生需要和改革契機；2021年，經過多輪研討、調研、論證，決定“以重點實驗室體系重組為重點，統籌推進科研院所改革”，并積極爭取中央和科學技術部的支持，主動作為、先行先試，推進了相對較“硬”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改革。同時，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深化院士制度改革要求以來，中國科學院又按照中央戰略部署系統推動了深化院士制度改革，并通過推進學部和院部融合，統籌帶動了相對較“軟”的文化生態建設。至此，中國科學院順勢而為，聚焦“搶占科技制高點”愿景目標，相繼確立了以“重點實驗室重組為重點，統籌推進科研院所改革”和“以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為契機，牽引帶動文化生態建設”的雙軌改革框架。
這一改革框架不僅具備了愿景與現狀之間的結構性張力，還額外嵌套了兩重牽引性的改革張力，分別為：① 國家戰略部署帶來的外部張力。重點實驗室重組和深化院士制度改革都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具有強大的國家動員力，中國科學院將國家目標和院內改革目標進行系統整合，不僅帶來了啟動改革的“元動力”，更是借勢形成了改革過程中強大的外部結構性張力。② 改革特區和高地帶來的內部張力。通過把重點實驗室打造成科技特區和高地，推動院士群體成為學術共同體的典范和榜樣，使得研究所與重點實驗室之間、普通科研人員與院士群體之間的勢能差成為牽引推動改革的內部結構性張力。從理論上來看，這一雙軌改革框架不僅可以充分釋放“硬機制”與“軟文化”之間互為促進、相輔相成的改革效能，而且可以在多重張力的加持下，構建一種自帶動力引擎的超強勢能結構，有利于面向“搶占科技制高點”愿景目標，形成水到渠成的“最小阻力之路”。
融合多元改革模式，雙軌并行推進結構型改革
在逐漸明晰改革框架、不斷強化改革動力的基礎上，中國科學院綜合運用建構、演進、涵育等多種改革模式，邊實踐、邊學習、邊探索、邊調整，全面推動了“以重點實驗室重組為重點，統籌推進科研院所改革”和“以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為契機，牽引帶動文化生態建設”的改革實踐，逐步形成了雙軌并行的改革新格局。
以重點實驗室重組為重點，統籌推進科研院所改革
重點實驗室重組是撬動中國科學院新時期改革的第一推動力，在國家戰略部署要求下，作為整體先行先試、自主謀劃，中國科學院以更嚴格的標準分步驟、有節奏地推動重點實驗室體系重組。重組初期，研究所、實驗室和科研人員在思想上難免會有抵觸和畏難情緒，同時由于路徑依賴，自下而上推進改革也很難擺脫傳統發展的慣性，這都使得重點實驗室重組最開始必然要以建構為主的模式自上而下來推進。而研究所的情況則完全不同，中國科學院100多個科研院所具有廣闊的領域區域跨度、較大的體量和不同的發展水平，再加之當前科技轉型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特點，很難進行整齊劃一的整體性改革布局，更需要以“演進”為主的模式進行自下而上的改革探索，這也是中國科學院黨組決定通過重點實驗室重組這一小切口來牽引帶動研究所綜合改革的主要考慮。
以“建構”為主推進重點實驗室重組
科學頂層設計，審慎謀劃提出重組理念和工作機制。中國科學院黨組高度重視重點實驗室重組工作，著力加強頂層謀劃，在理論上不斷學習、在實踐中逐步摸索，凝練提出了中國科學院獨具特色的重組理念，并通過多次大規模的宣貫交流和培訓，在全院上下統一了思想、凝聚了共識，明確了“先定事、后定人”的工作原則；提出了“所為基盤、室為高地”的所室關系與“分可獨立作戰，聚可合力攻關”的建制化組織模式；確立了將院內400多個各類創新平臺重組整合為120個左右實驗室的重組目標。同時，成立“中國科學院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重組專項工作組”，專班統籌推動重點實驗室體系自主布局和重組重塑，并通過院業務部門制定“定事”清單、研究所揭榜提出組建建議、院黨組審議“定事”的程序設計，保證了自主布局的完整性和系統性，強化了院機關“總部”的決策指揮能力，調動了研究所“基盤”的改革動力，激發了實驗室“高地”的創新活力。
打造典型實驗室樣板，構建實驗室體系的內部張力。2021年開始，中國科學院黨組先行分批啟動了24個試點實驗室重組工作，根據國家重大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的研究方向進行了戰略布局調整，對同城不同研究所的同質實驗室進行了成建制劃撥，對同一單位優秀實驗室進行實質性整合提升，對全院人才向國家和科學最需要的地方進行調動匯聚。通過“調方向、聚人才、統資源、促融通、謀開放、形合力”等實質性舉措，典型性實驗室探索形成了有效的工作路徑，取得了較好的工作成效，為全面推動重點實驗室體系重組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樹立了標桿、提供了經驗，也展示了院黨組重塑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決心，還在典型實驗室和后續實驗室之間構建了結構性張力，形成了“頭雁”的引領效應。
聚焦搶占科技制高點，全面推進實驗室“定事”“定人”“定策”。一是通過前瞻定事系統調整科技戰略布局，聚焦國家戰略急需領域、定向基礎研究、新興前沿技術方向，編制形成涵蓋100余個布局方向的“定事”清單。通過調整、充實、整合、撤銷、新建等方式，對重點實驗室體系進行全領域、多層次、系統性的布局調整。二是通過精準“定人”實現科研力量有序匯聚，堅持全球視野、高水平、年輕化、高標準，選聘一批國際頂尖科學家和本土培養的杰出科學家擔任實驗室主任，加強青年人才培養力度，有序實現人才梯隊成長。同時參照“兩彈一星”攻關經驗，探索跨學科、跨單位、跨地域人才統籌調配。三是通過科學“定策”提升體系化攻關能力，各實驗室在打造“撒手锏”和“金剛鉆”的同時，積極探索“分可獨立作戰，聚可合力攻關”的新型組織模式，構建模塊化、多接口、高承載能力的開放創新平臺，統籌安排各類實驗室方向布局并組建“實驗室群”，還建立了使命導向的考核評價體系，引導科研人員勇闖“無人區”、勇擔“國家事”。
在重點實驗室與研究所之間構建結構性張力和內循環體系
“所室關系”一直是重點實驗室重組過程中的焦點和難點，中國科學院黨組在多次會議、不同場合上反復提出要通過構建研究所和實驗室之間的內循環來保持研究單元的創新活力，核心就是要在研究所基盤和實驗室高地之間構建形成勢能差和結構性張力。這樣一方面可以推動人才、政策、資源的持續流動交換，不斷優化結構、增加活力、提升效能，集聚研究所優勢資源形成實驗室在點上的核心作戰能力；另一方面，在研究所基盤托底的前提下，又保證了實驗室能夠大膽試錯，不斷挑戰未知、攻堅克難。同時，這種勢能差還會轉化為不斷向好的改革動力，實驗室越頂尖，就越會牽引帶動研究所不斷提升；而研究所基礎越好，又會在新的平臺高度上支撐實驗室向更高的層面突破。最終所室之間形成一個互為因果的增強回路和良性互動的內循環體系，這是中國科學院黨組從頂層推進實驗室重組的根本目的，也是推進研究所進行“演進”為主的綜合改革的必要前提。
以“演進”為主推動研究所綜合改革探索
院層面為研究所自主演進營造良好環境、提供方向引領。2021年以來，通過重點實驗室重組的先行先試、“基礎研究十條”的組織推進、“搶占科技制高點方案”的制定實施，院層面引導研究所和科研人員進一步聚焦主責主業，加快實現從“在做什么”“能做什么”向“該做什么”的轉變，形成了“加快打造原始創新策源地、加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的攻堅氛圍；同時，還以重點科技任務為牽引，建立全院統籌、協同高效的組織管理機制，并拓展強化了國際科技合作網絡，營造了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此外，還積極探索任務、人才、平臺、資源的一體化配置，統籌推進“選準題、找對人、用好錢、管好事”的系統性改革和使命驅動的科技評價改革，為研究所綜合改革和演進探索指明了宏觀方向、營造了良好創新環境，激發了研究所自主改革探索的積極性。
部分研究所啟動“演進型”改革探索。在“搶占科技制高點”愿景目標、院層面一體化布局、重點實驗室重組的牽引帶動下，許多研究所都在破立并舉、主動謀變，不斷探索形成各具特色、自主演進的“進化島”，包括調整學科方向、優化科研布局、創新組織模式、集聚高水平人才等。同時，院層面還在《中國科學報》設立“研究所發展大家談”欄目，推動研究所介紹交流改革發展的好經驗、好做法，既為整體改革貢獻了智慧和經驗，也通過研究所之間的碰撞交流強化了改革張力，加速了研究所改革進程。例如，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面向科技轉型積極創新機制、變異求存，培育了“敢想敢干”的文化氛圍、建立了市場需求導向的組織架構和“合作科研”的項目管理模式、采取了科教融合的人才培養模式和獨特的人才引進模式，為科研機構的自主探索樹立了“深圳經驗”。
以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為契機牽引帶動文化生態建設
中國科學院不僅包括100余個高水平科研院所，1955年還設立了中國科學院學部，并相繼建成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上海科技大學（與上海市共建）等3所大學，形成了科研院所、學部、教育機構“三位一體”的組織架構，培育了良好的科學傳統、科學文化和學術生態。鑒于此，中國科學院有責任、有義務，也有能力面向科技轉型和科技強國建設的長遠需求，做一些周期長、見效慢、落地難的文化生態涵育工作，尤其是考慮到院士群體在科學共同體和社會公眾中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和引領示范作用，中國科學院以院士制度改革為切入點，系統推進了文化生態的涵育工作。由于涵育改革前期需要“有節制的”頂層設計來確定方向、框定邊界、改良環境、喚醒基因，近年來，中國科學院重點從頂層推進了前期涵育工作，同時也為涵育后期自下而上的共同演化做了一些基礎性的工作。
部署推動深化院士制度改革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院士制度改革取得積極成效。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深化院士制度改革，讓院士稱號進一步回歸榮譽性、學術性。2022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院士制度改革又邁出關鍵一步，中國科學院黨組與學部及時面向全體院士傳達學習改革精神，把廣大院士的思想和行動統一到深化改革要求上來，并成立工作專班，系統全面推進了各項改革工作。
改進院士增選機制，把好院士隊伍“入口關”。近年來，中國科學院學部不斷完善院士增選相關制度，強化政策引導、規范審核把關、嚴肅增選紀律，重塑院士遴選的機制、標準和流程。2021年，首次向社會公布初步候選人的推薦人/推薦渠道，同時加強組織審核把關。2023年，首次發布增選指南，明確向國家急需的關鍵領域和基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緊缺薄弱學科傾斜，并采取外部同行專家評選與院士增選大會選舉相結合的方式，讓更廣泛的學術共同體參與院士評選，還進一步優化了自律與他律相結合的增選監督體系，營造了公平公正的增選環境。
加強院士服務管理，維護院士稱號學術性和榮譽性。中國科學院學部多次修訂《中國科學院院士行為規范》等制度文件，要求全體院士鄭重行使院士權利，切實履行院士義務。2023年新修訂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行為規范（試行）》首次提出了“禁止行為”清單，對院士稱號使用、學術活動、增選工作中的不當行為劃出了明確界限和規制。同時，還加強了常規監督管理，有序推進院士兼職報備和清理規范工作，對涉及院士的投訴舉報和輿情進行嚴肅審慎處理。此外，也通過組織弘揚科學家精神的主題活動、新當選院士學習座談等，強化正面宣傳引導，推動院士稱號進一步回歸榮譽性、學術性。
強化引導支撐，更好發揮院士作用。中國科學院學部積極支撐院士踐行“四個表率”要求，引導院士當好科技前沿的開拓者、重大任務的擔綱者、青年人才成長的引領者、科學家精神的示范者，探索創新項目管理機制和研究組織模式，聚力支撐院士開展科技決策咨詢，推動院士更好發揮決策支持作用；組織院士持續開展學科前沿領域戰略研究、“科學與技術前沿論壇”等高水平學術交流，打造青年科學家與院士專家互動交流的平臺，推動院士更好發揮學術引領作用；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給“科學與中國”院士專家代表重要回信精神，組織院士開展“千名院士·千場科普”行動等，推動院士更好發揮科學文化和思想的涵育傳播作用。
推進學部與院部融合，構建內部結構性張力
過去中國科學院學部與院部的工作相對獨立，近年來，中國科學院黨組通過系統加強對學部工作的領導、推進學部與院部的融合，壓實了深化院士制度改革舉措，牽引帶動了全院乃至全國的文化生態建設。一方面，院黨組通過加強對學部深化院士制度改革工作的組織領導，全面重塑院士增選流程、強化監督管理，充分發揮院士在智庫建設、學術前沿研判和科學普及中的引領帶動作用，進一步推動院士群體成為全院科研人員和學術共同體的典范和榜樣，為在普通科研人員與院士群體之間構建結構性張力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通過對中國科學院機關部門的組織機構調整，將院部智庫建設、科學普及等職能調整到學部進行統籌管理，促進了院部科研院所與學部院士群體在科技創新和文化生態建設工作中的緊密融合，為結構性張力的形成、發揮提供了基本的“作用場”，成為引領帶動科學共同體科學精神、科學思想、科學文化、科學教育涵育傳播的初始環境和土壤。
全面推進文化生態建設
在引領學風作風建設和弘揚科學家精神方面，中國科學院學部持續開展院士“科學人生·百年”主題活動，展示百年誕辰院士們的報國理想、科學精神、治學風范，并不斷推動院士文庫建設和院士口述故事活動，梳理匯聚院士科技貢獻、科研歷程、重要歷史事件，積極弘揚科學精神、傳播科學文化。中國科學院各研究所也新建了一批科學家精神示范基地和科學家精神教育基地，并結合重大科技任務，成立了一批以老科學家命名的科技攻關突擊隊，在科研實踐中不斷傳承喚醒文化基因，鍛造團隊凝聚力和戰斗力。
在推進科技智庫建設和涵育科學思想方面，中國科學院敏銳把握國家需求，部署啟動了“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重組方略”“碳中和”“基礎研究十年行動方案”等重大咨詢項目，持續為國家重大決策提供創新思想和前瞻性建議，有力支持了國家宏觀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逐漸形成了以學部為主導、以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為綜合集成平臺、以院內外研究支撐單元及院屬機構為重要支撐力量的智庫架構。同時，也通過系統部署戰略研究、組織高端論壇、設立科技智庫研究員制度等，積極發現培養兼具科學思想和戰略思維的青年人才，不斷優化建設戰略科學家梯隊。
在升級科學普及工作和傳播科學文化方面，中國科學院聯合中央宣傳部、教育部、科學技術部、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協持續推動“科學與中國”院士專家巡講活動。202小樹屋3年，又通過組織“科學與中國”20周年大會暨“千名院士·千場科普”行動，開啟了“科學與中國”新征程，承諾每年千名以上兩院院士參與千場以上科普活動，以高質量的科學普及為科技創新培植沃土。同時九宮格，還積極促進“科學與中國”與研究所“公眾科學日”“科學節”等科普品牌的緊密結合，并持續推動中國科學院老科學家科普報告團等科技工作者走進北京中小學課堂開展科普實踐，全方位、多渠道推動科學思維普及、科學文化傳播、科學方法推廣和公民科學素質提升。
在深化科教融合和推動科學教育方面，中國科學院是新中國科教融合辦學的發起者和踐行者，具有科教融合的優良傳統和鮮明特色，黨的二十大報告將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統籌安排、一體部署后，中國科學院又進一步深入推進了科教融合的全面部署和系統升級，選擇若干重要基礎學科和前沿技術領域，打破“分段式”培養界限，依托院屬大學開展高精尖缺人才本碩博貫通式、研究式、個性化自主培養。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中小學的科學教育工作，與教育部聯合開展我國科學教育改革戰略研究、組織“全國科學教育暑期學校”中小學教師培訓、舉辦“特色科學教師研修班”，并持續推出面向中小學生的“科學公開課”，服務科學教育全過程。
雙軌并行推進結構型改革的成效、問題與建議
重點實驗室-研究所改革、院士制度-文化生態改革這兩個并行推進的結構型改革體系，實際上是中國科學院新時期改革的兩條總的“J曲線”，而中國科學院黨組重點推進的重點實驗室重組和深化院士制度改革，則可以看作是兩條次一級的獨立“J曲線”，共同構成了中國科學院科技改革的“J曲線”群簇。以下結合《科技改革需要構建新范式：理論探析》一文提到的“J曲線”階段理論，總結分析相關改革的成效、問題，并提出未來改革發展的初步建議。
關于重點實驗室-研究所改革體系的成效、問題與建議
通過3年的重點實驗室重組改革，中國科學院系統推進實驗室體系重建、科學家精神重塑、創新要素重組，把精銳力量整合集聚到重大戰略攻堅任務和重點基礎前沿方向上來，推動科研布局的戰略性調整和人才隊伍的根本性重塑，實現了平臺、項目、人才、資金的一體化配置，提升了組織力、凝聚力和戰斗力。截至2023年底，中國科學院400多個各類創新平臺已基本完成整合重組，104個重點實驗室納入重組序列。同時，研究所正在以重點實驗室“定事”“定人”“定策”為抓手，不斷創新組織模式和管理方式，打開改革發展的新局面，部分研究所的自主改革探索已經取得了一些點上的突破。從重點實驗室重組改革的“J曲線”來看，當前重點實驗室體系突破了觀念障礙、制度障礙、資源障礙，已經基本渡過了階段Ⅰ的改革動蕩期和衰退期，進入了階段Ⅱ的恢復期，甚至部分發展好的實驗室已經進入了階段Ⅲ的上升期。但對于重點實驗室-研究所改革體系的“J曲線”而言，重點實驗室體系才基本完成組建，還未充分發揮高地的牽引帶動作用，重點實驗室與研究所之間良性運轉的內循環體系還未搭建起來，研究所“進化島”的功能也遠未顯現，整體上還處于階段Ⅰ的改革動蕩期，建議未來著重從以下4個方面發力。
持續全力推進重點實驗室重組改革，凸顯高地作用。重點實驗室重組進入重組序列、正式掛牌運行只是開始，只有真正形成分可獨立作戰的“撒手锏”和“金剛鉆”，成為科研特區和學術高地，提升勢能并發揮內循環體系中的結構性張力作用才算完成了其主要使命。這不僅需要中國科學院的院層面、研究所層面、實驗室層面的共同建構和合力推進；也需要采取演進模式，充分調動一線科研骨干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凝練新方向、探索新機制；更需要在實驗室主任的帶領下，合力涵育全新的實驗室文化和生態。簡言之，重點實驗室重組需要從建構改革為主向建構—演進—涵育融合的改革轉變，全方位推進科研特區和學術高地建設。
進一步發揮微觀主體積極性，構建“上下同欲”的結構性張力。僅僅依靠院層面自上而下宣貫“集體主義精神”“大局意識”“理想信念”來構建結構性張力，很難真正深入每個微觀主體，研究所和實驗室要充分認識到科研人員是具有獨立自我意識、利益訴求和1對1教學精神追求的個體，不僅需要涵育獨特的實驗室文化，形成團隊凝聚力、文化向心力，還要在改革過程中保證科研人員獲得基本的物質或精神收益，才能真正形成“上下同欲”的舞蹈場地改革動力。因此，研究所和實驗室需要設置更符合實際情況的愿景目標、更人性化的機制、更貼合科研人員關切和訴求的舉措、更具有凝聚力的文化生態，才能讓科研人員真正發揮微觀主體的積極性，深度融入和參與到改革進程中。
給予研究所更大的政策空間，全面推動演進型改革。盡管中國科學院研究所天然就是具備獨立演進條件的科技改革的“進化島”，但目前研究所大多采取的還是傳統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還沒有充分激發調動科研人員積極性、主動性，去探索適宜領域特點、機構特色和資源約束的體制機制，也沒有面向科技轉型和研究所未來發展去拓展更多演進的可能性。這就需要院層面進一步明確剛性約束和柔性支持的邊界，并給予研究所更大的政策空間和管理自由度，使其在“搶占科技制高點”愿景目標牽引和使命驅動下，切實去自主探索、改革試錯、變異求存，真正成為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的科技體制機制改革“進化島”。
充分發揮智庫作用，積極尋找率先進化的“達爾文雀”。中國科學院從來不缺優秀的研究所，也不乏好的管理經驗，但少有能夠上升為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安排，根本原因是成功的關鍵要素和機制很難真正挖掘出來，后續也缺乏有效的決策推廣機制。就像20世紀80年代費孝通在小城鎮研究調查中提出的“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為全國改革推廣提供切實可參照的樣本那樣，科技改革也需要具有外部視角和政策敏感性的科技智庫專家介入，通過深入不同的“進化島”進行沉浸式調研，尋找率先完成自主進化的“達爾文雀”，凝練提出新機制、新模式、新路徑，并通過智庫咨詢建議與院層面、國家層面的宏觀科技政策建立鏈接，形成可推廣的制度安排，最終打通研究所“演進探索—智庫凝練—政策制定—改革推廣—更大范圍演進探索”的螺旋上升的改革路徑。
關于院士制度-文化生態改革體系的成效、問題與建議
近年來，中國科學院持續深化院士制度改革，在院士增選制度設計、評選程序、紀律規程等方面進行了系統改革，已基本形成公平公正教學場地的增選制度和增選環境，進一步優化了院士隊伍結構；通過強調院士責任義務、規范院士行為，切實推動院士稱號進一步回歸榮譽性、學術性；積極引導和組織院士深入踐行“四個表率”要求，強化院士參與智庫咨詢、前沿研判、科學普及、文化傳播的活動力度。同時，通過學部與院部的融合，進一步提升了全院科學精神、科學思想、科學文化和科學教育等文化生態建設的力度，取得了顯著成效。從“J曲線”的階段理論來看，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總體上已經渡過了“J曲線”階段Ⅰ的改革動蕩期，正在逐步進入階段Ⅱ的恢復期。但院士制度-文化生態改革體系的“J曲線”，應該說還處于階段Ⅰ的動蕩期，由于系統改革的時間短，內部的張力結構還沒有搭建起來，院士制度改革和文化生態改革總體上還處于涵育前期自上而下的推進層面，主要通過外部的宣貫動員、制度修訂、機制調整、監督巡查來明確方向和框定邊界，還沒有進入文化基因的喚醒階段。未來還需要根據改革進程進一步調整改革方向，促進文化基因的深度涵育，并逐漸推動改革重心向涵育后期自下而上的共同演化轉移，具體可著重從以下3個方面發力。
深入挖掘并推動文化基因的涵育。進行文化生態建設，首先要涵育長期存在于科學共同體中并決定其身份認同的“文化基因”。中國科學院原副秘書長曹效業提出中國科學界的文化傳統（也是中國科學院的文化傳統），主要來自世界科學共同體的科學傳統、中國近代科學先驅們或多或少帶有中國儒家文化色彩的文化傳統、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傳統等3個方面。這種文化傳統，就是我們當前需要涵育的文化基因，可以進一步拓展凝練為：西方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我國傳統儒家“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士大夫精神，以及“兩彈一星”以來傳承的戰略科學家的家國情懷。院士群體作為承載國家和人民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的頂尖科學家，應當率先建立這種文化自覺，明白其來歷、形成過程、主要特色和發展趨向，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和塑造新的科學共同體文化，成為傳承儒家“士大夫精神”，兼具科學精神和家國情懷的科學大師，并引領帶動整個科學界的科學文化和學術生態涵育工作。
推動院部與學部從淺層的物理整合走向深度的化學融合。當前，中國科學院院部與學部的融合，還停留在物理空間集聚和時間整合階段，只是簡單聚合在一起，共同推動科學精神、科學思想、科學文化、科學教育等相關工作，還沒有實現深度化學融合，將來很難形成牽引性的結構張力。參照尤爾根·哈貝馬斯的社會整合理論，要實現深度化學融合，還需要進一步形成功能性的“系統整合”和文化價值觀基礎上的“社會整合”。首先，需要通過進一步梳理要素、調整結構，推進現有的隊伍、資源、渠道的“系統整合”，進而形成定位清晰、分工明確、相互配合、各有側重的功能體系；同時，需要通過一致的科學共同體文化，在思想上達成高度的認同和共識，進而實現“社會整合”，而這本身也是文化生態建設的一部分，是一個互為因果、相互增強的過程。
拓展文化生態建設的哲學深度。當前弘揚科學精神、傳播科學文化、推動科學教育的相關工作，偏重于故事的宣講宣貫和知識的淺表普及，在一定程度上還缺乏思想、方法和哲學內涵，而沒有哲學深度的文化是沒有內核的文化，是無法產生科學思想和原始創新的文化，是沒有生命力的文化，只能帶來科學的被動跟隨和機械模仿。因此，尤其需要像錢學森先生構建大成智慧學那樣，在哲學層面將西方科學精神、傳統儒家士大夫精神和戰略科學家的家國情懷進行融會貫通，把這些文化基因真正融入科學共同體的文化機體和土壤，只有這樣科學發展才能獲得哲學文化血脈源源不斷的滋養，進而形成我國獨具特色、自主進化的科學體系。正是出于這種考慮，2020年9月，中國科學院設立了哲學研究所，目的就是促進科學與哲學的對話，但目前發揮的作用仍十分有限，還需要學部與院部共同發力，進一步促進哲學與科學的雙向奔赴。
關于雙軌融合發展的建議
重點實驗室-研究所改革體系、院士制度-文化生態改革體系從并行發展到全面融合的過程，就是中國科學院科技改革逐漸深入、“硬機制”與“軟文化”相得益彰、改革效能全面釋放的過程。作為轉型期科技改革的兩個重要方面，兩個改革體系的進程應當大致保持同步，并逐步發展融合，任何一方的遲滯，都可能成為整體改革的短板，延宕總體改革的進程。盡管前期兩者在各自改革發展過程中已經進行了一些初步融合，如重點實驗室-研究所改革體系關于科研人員的精神重塑、開放協同網絡的構建、全國性領域聯盟的組建等舉措，以及國家科技重大決策的咨詢研究布局及對科技攻堅和青年人才培養的支持等，但這些融合還僅局限于兩個改革體系各自工作的自然拓展和延伸，還缺乏整體性的融合和關鍵環節的銜接。未來還需要結合兩個改革體系“J曲線”的推進，有意識地促進兩個改革體系在關鍵節點上的主動融合對接。
在兩個改革體系均渡過“J曲線”階段Ⅰ的改革動蕩期、即將進入階段Ⅱ恢復期的節點上加強融合。此時，改革的框架結構已基本形成，各模塊的要素組織和功能體系趨于正常運轉，更容易發現兩個體系融合的切入點，進而形成功能性的“系統整合”。
在階段Ⅱ恢復期即將進入階段Ⅲ上升期的關鍵節點上加強融合。在這個節點上，兩個改革體系都需要互相加持才能完成更進一步的躍升：研究所科技體制改革需要文化生態改革的價值引領和柔性支撐，文化生態建設則需要在科研實踐中落地生根和內化升級，這也是兩者建立內在關聯，并啟動文化價值觀基礎上的“社會整合”的過程。
在階段Ⅲ持續上升期、即將實現改革愿景目標的關鍵節點上進行全面融合。此時，兩個改革體系基本保持并行推進，需要再著力促進更為深入全面的融會貫通，真正形成一體兩面、軟硬并重、不分彼此、互相成就的“雙螺旋”改革體系，這也是決定多條“J曲線”能否最終匯流、形成搶占科技制高點改革洪流的關鍵環節。
目前，中國科學院的兩個改革體系盡管整體上還處于“J曲線”階段Ⅰ的動蕩期，但整體改革趨勢較好，即將進入階段Ⅱ的恢復期，亦即上述第一個關鍵節點融合期，應當采取更積極的舉措、更系統的方法、更有效的機制來加強融合。同時，由于文化生態改革長期以來相對遲滯，尤其要著力加強院士制度-文化生態體系的改革力度，進而在保證“硬機制”與“軟文化”同步發展的前提下，推進兩者的系統融合。
面向當前科技轉型期高度的復雜性、不確定性和環境沖突，中國科學院“把自己作為方法”，積極探索實踐新的科技改革范式，確立了“搶占科技制高點”愿景目標，構建了多重結構性張力，靈活運用“建構”“演進”“涵育”等改革模式，逐步摸索出了一條以重點實驗室重組帶動研究所綜合改革、以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為契機牽引帶動文化生態建設的軟硬兼顧、雙軌并行的結構型改革路徑。盡管改革仍在進行時，還遠遠談不上成功，但新的結構型改革范式使得中國科學院改革初步走上了一條自主演進、多元互補、自動調試的改革道路。
同時，中國科學院刻在骨子里的“科技國家隊”基因，決定了其改革絕不僅僅是以自我生存發展為目的做出的選擇，更是在科技強國建設使命驅動下，為國家整體科技發展和改革轉型的先行探索，是中國科學院把自己作為國家科技體制機制改革的“國家實驗室”、作為科研體系多元自主進化的“進化島”、作為彌合科技跟蹤與引領之間鴻溝的“橋梁”的改革實踐，最終愿景目標是搶占科技制高點，引領帶動國家實現科技轉型、加快建成科技強國。
（作者：張月鴻，中國科學院 學部工作局；蔣芳、王雪，中國科學院 發展規劃局；陳光，中國科學院 學部工作局；李曉寧，中國科學院 發展規劃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